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迅猛发展，城镇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2016年人口城镇化率为例，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7.3%；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1.2%。这二者相差16.1个百分点，其缺口主要在于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未在城市落户的2.2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在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大部分农民工尽管实现了地域转移（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和职业转化（就业非农化），但在权益上并未实现市民化，即具备城市生活能力的农民工没有获得城镇居民户籍身份，无法平等共享城镇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和基本权益，呈现出显著的“半城镇化”或不完全城镇化特征。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出发，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它的本质是实现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最终达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使其过上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目标。所以，现阶段城镇化的基础和关键是农民工市民化，其根本问题也是使农民工在就业非农化的基础上，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关键，其不仅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推进、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尤其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出发，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和政策制约，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投入力度，以保证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推进。

　　第一，就业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之本，也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市生活的关键。目前，农民工在就业岗位、工资、劳动保护和职业培训等方面与城镇职工存在差距，这会削弱农民工自身市民化的能力，也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因此，要完善农民工就业制度，提高农民工素质，扩展其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与工资合理增长。

　　第二，高额的住房成本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仅靠农民工个人工资收入难以保证其市民化后的正常居住。而这需要政府通过改革创新来改善政策环境和提供资金支持，比如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廉租房覆盖范围，降低农民工准入门槛；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文件，确保农民农村土地产权，给予农民工在允许的范围实施流转，使其获得更多收益，以便个人有更多能力承担市民化成本；允许农民工按标准以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折算成城市经济适用房等。

　　第三，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农民工享受市民化待遇的实质。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后的安全保障；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体系，促使农民工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等方面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是惠及农民工，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企业在这方面负担相对较大，政府应通过降费、价改和减税等，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避免市民化过程中企业负担过重。

　　第四，市民化总体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性的投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除了一次性投入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还有大量需要连续支付的义务教育经费以及远期支付的养老金等，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比如可以探索农民工输入地与主要输出地省市先行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异地转移接续机制，探索与主要输出地省份建立健全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增减挂钩、市民化跨区利益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