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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将经济学理论写在乡村大地上 ——简论厉以宁对中国减贫事业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将经济学理论写在乡村大地上

——简论厉以宁对中国减贫事业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江禹学

2023312日)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厉以宁先生就将研究方向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消除贫困问题。40多年来,他长期奔走在偏远山区和贫困农村,既从理论上就扶贫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又躬身实践减贫的政策理论推广与具体项目。扶贫经济学研究,尽管只是先生构建的中国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但也璀璨夺目。

一、厉以宁的主要扶贫经济学理论

厉以宁先生指出,贫困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制度的创新发展、个体的自主发展、区域的协调发展、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消除贫困的重要前提和有效路径。他以发展为总体框架,提出了关于扶贫的系列经济学理论概括。

一是提出农村新型所有制理论,大力倡导加强贫困地区微观经济基础,优化贫困人口初次分配结构。作为富有中国底色的经济体制改革倡导者,他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非均衡理论对市场不完善讨论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经济属于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的第二类非均衡理论。基于此,他在企业所有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后,又提出了农村新型所有制理论,其核心在于明晰产权、开展农村土地确权。他认为,贫困地区农民要脱贫,不能光靠按劳分配,还要将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结合起来,因此建议明确“三权三证”(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证、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自建住房的使用权/证),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让农民既有劳动收入,又能获得股份合作分红。在实践中,厉以宁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总结提出了“公司+合作社+农户”、“专业经济组织指导下的农民自营模式”、“专业经济组织指导下的农民集体经营模式”等生产组织形式,致力于提升贫困群众的市场能力和主体地位。

二是提出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理论,大力倡导“以造血代替输血”的扶贫方式,增强贫困地区内部积累能力。厉以宁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中,专章论述扶植低收入户的有效措施,强调经济运行机制是推动低收入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不能单纯依赖补助款项或优惠政策。如果低收入地区缺少积累资源资金和调整产业结构的运行机制,不能有效提高资源和生产要素利用率,只靠政府补贴或扶持政策,地区经济就无法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低收入地区就无法真正脱贫致富。因此,与其向低收入地区输血,不如让它们有一个新的造血机制,这样才能实现自我成长、自我积累。他形象地指出,要不断优化经济运行机制,把“漏斗”型的地区经济改变为“蓄水塘”型的地区经济。厉以宁先生进而提出,转换低收入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通常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促进本地资源同外地资源的有效结合和长期结合;二是逐步解决低收入地区资源价格偏低,以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三是控制并减少社会的不合理消费支出和非生产性投资。30年前的这一理论成果,引领了我国大力推动的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移风易俗等一系列扶贫措施。 

三是提出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大力倡导生态扶贫道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厉以宁先生就着手环境经济方面的研究,在197711月世界经济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对关于维持生态平衡的经济增长途径研究进行了评述;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四期)上发表文章《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1995年撰写出版《环境经济学》一书,对中国转型发展情境中的重要环境经济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其中,明确指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与生态平衡问题,需要调动企业、居民和劳动供给者三方积极性,把手中的货币投入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事业,形成稳定的内部积累机制,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厉以宁先生谈道:要使得“山有可吃之处”,必须“养山”,珍惜山区资源,合理开发,并且不断维护山区资源,使山区资源存量日益增多;只有“养山”才能把“山”视为财源,只有“养水”才能把“水”视为聚宝盆,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低收入地区“低收入——生态破坏——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实现“提高收入——保护生态——提高收入”的良性循环。

四是提出道德调节理论,大力倡导守望相助的扶贫伦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厉以宁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将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与经济伦理学相结合,提出“第三种调节”即道德调节理论。他指出,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之前,人类社会主要依靠道德力量在调节,称之为“习惯与道义调节”;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之后,道德调节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比如在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治理中,在非交易的关系和活动中,在边远地区等等。他指出,三种调节机制衍生出来三种分配方式,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引导下,带有人情味的收入转移,而非市场调节下的第一种分配那样冷酷,也不像政府调节下的第二种分配那样强制。他强调,在道德力量影响下的第三次分配,在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内部的互助共济等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厉以宁先生倡导在减贫实践中,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公益慈善作用,引导各方面向低收入地区投入社会资源。

二、厉以宁直接投身扶贫的深入实践

“经世济民”是厉以宁先生的学术抱负。厉以宁先生认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要与实践密切相连,理论与实践永远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关系,要以实践来检验理论和进一步发展理论。他的扶贫经济学理论,扎根于深厚的基层实践,源自于深厚的为民情怀,体察于深厚的减贫实践。

一是改革开放前扎根贫困农村体察实践近10年。厉以宁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四年级时,即随北大师生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196410月起到湖北荆州市江陵滩桥公社、北京海淀区六郎庄和玉泉山以及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等地生活,前后在农村近十年。亲身经历开山修渠、深翻土地的磨练,亲眼目睹当地农民衣不蔽体、单衣草鞋的穷苦,让厉以宁先生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村的贫困、中国经济的低效率和落后。1975年他在冀东农村写道,“搜尽存粮心早乱,无泪无言,朴实庄稼汉,母病儿饥妻待产,朝朝挑土滦河岸”。在那个时期,他决心探索一条研究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减贫扶贫的新路子,开启了近半个世纪如一日的坚持和坚守,始终行走在研究解决贫困问题的道路上。

二是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农村深度贫困地区。厉以宁先生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经常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说,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是任何一个有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的青年学生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他不仅这么说,更是这么做,十分注重深入农村地区调查研究。他将研究与解决中国城乡的贫富差距问题,作为暮年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即便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每年到农村调研,甚至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外面调研。他强调“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先知先觉,必须跟着实践走”。厉以宁先生尤其重视贫困边远地区,多次赴云南、广西等远离县城的最偏僻农村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了解了大量扶贫案例,帮助各地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三是创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推动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深化2005116日,在厉以宁先生的倡议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十多年来,在厉以宁先生亲自挂帅、直接带领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致力于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减贫工作。该机构成员的足迹遍布甘肃定西等两三百个贫困县,通过著书立说、培训干部、举办论坛、开展政策研究等多种方式,致力推动中国的扶贫事业。依托这个研究院,厉以宁先生创办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先后在贵州毕节、云南昭通、黑龙江建三江等地成功举办,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较大的扶贫推动力。

四是深度参与指导贵州毕节扶贫工作。毕节是厉以宁先生投入研究精力最多的贫困地区,自1988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起,就开始关注毕节的历史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1994年第一次到贵州考察时曾赋诗“隔宿无粮实可哀,空余景色逐人来。但求遍野花齐放,不信青山不聚财。”表达了对贵州贫困状况的高度关注与脱贫的殷切期待。自20037月担任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后,他积极履职尽责,不遗余力推动教育扶贫,先后安排毕节所有副处级以上干部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充实市场经济、企业管理、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力资本等领域的知识;援建毕节学院(2014年改名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教授100余人次前往义务讲学,推动将毕节学院确定为西部开发扶贫办学的教育试点基地;积极开展教育扶贫,帮助毕节建设6所希望小学。在捐助扶贫上率先垂范,他把2004年获得第15届福冈亚洲文化学术研究奖的奖金全部捐赠给贵州毕节,用于建设希望小学。

三、厉以宁对国减贫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我国经过长期的大力扶贫,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里面,蕴含了厉以宁先生的历史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开创了我国扶贫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先河。厉以宁先生很早意识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传统的苏联模式存在太多弊端,甚至对它们的改良也无助于使中国摆脱贫困,较早完成了从传统苏联经济模式的接受者向批判者的学术转变。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厉以宁先生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持续走访了许多农村乡镇,尤其是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扶贫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乡土基础。20世纪90年代开始,厉以宁先生开始发表各类扶贫经济学理论文章,围绕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贫困地区经济运行方式转换、林权改革等领域,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论证,较早提出了扶贫开发理念,呼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关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他的“第三次分配”理论拓宽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为我国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是推动了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形成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开始,厉以宁先生始终强调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市场发育情况等,因地制宜地选择脱贫模式;不同地区的人文历史状况、经济发达程度和自然条件差别很大,要从中提炼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1999年,厉以宁先生赴广西百色山区考察农村扶贫开发问题后,根据不同县域的资源条件,总结提出了“借地脱贫”、“外迁脱贫”和“就地脱贫”等三种扶贫模式。2008年在第二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厉以宁先生提出扶贫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全国一个模式是不行的,应该按照自然条件、农民收入、集体积累等多种因素分类指导,该下山的就要下山,该进城的就要进城,像有些地方高山顶上住着最穷困人家,生活条件不好,公路也没办法修上去,当地的生活还很困难,迁移下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指导制定的贵州毕节试验区中长期发展规划,推动了毕节经济社会发展腾飞,塑造了“毕节奇迹”,树立了扶贫开发的典型范式。长期以来,厉以宁先生始终坚持政策调控重在预调、微调,反对大水漫灌式的做法,倡导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这与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精准扶贫措施高度吻合。可以说,他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 

三是扩大了我国减贫事业的国际影响。厉以宁先生的学术视野广阔,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经济史等领域无不涉猎且成果斐然,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香港《大公报》曾于1993年至1997年为厉以宁先生开设“经济漫谈”专栏,连续刊发250多篇,其中有若干篇文章阐述“三农”、扶贫话题,包括新的“借地造血”扶贫方式、让农民成为农产品的营销商、养殖业与农村致富等千字短文,通过香港这个国际窗口展示中国减贫成果。自2003年厉以宁先生就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更是倾力关注与探索减贫方案。他还注重依托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反贫困理论经验和实践成就。文化部外联局于2008年启动 “发现中国”海外演讲计划后,厉以宁先生6年中飞行了数十万公里,在西方国家、南非等地完成数十次学术讲演。

与国际上以扶贫减贫经济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相比,厉以宁先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难能可贵、令人仰止的是,他不仅是扶贫经济学家,而且是扶贫实干家。他怀揣深厚的乡土情怀和真切的人民情怀,立足中国国情和改革实践,深刻洞见扶贫减贫的内在机理,为中国减贫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以身作则为践行“第三次分配”追求共同富裕树立了光辉榜样。他的扶贫经济学理论,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先生已经远去,但他的思想力量、理论力量、人格力量镌刻在我国扶贫事业的丰碑上,他把经济学论文永远写在了乡村广袤的大地上、写在了亿万百姓的心坎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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